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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代會,你可能不知道的細節

作者:高二信息技術:田文卿 來源:未知 更新日期:2012-11-13 瀏覽次數:
 
十七大
“我代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衷心感謝全黨同志的信任”
    黨的十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會堂同采訪黨的十七大的中外記者親切見面。
    胡錦濤逐一介紹了當選的其他8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同志是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都比較熟悉了。習近平、李克強是兩位比較年輕的同志,他們分別為54歲和52歲。賀國強、周永康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家也都比較了解。” 
    胡錦濤表示:“在這里,我代表新一屆在這里,我代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衷心感謝全黨同志的信任。我們深知肩上的擔子重、責任大。我們將緊緊地依靠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認真地落實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各項任務,決不辜負全黨同志的重托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期望。”
十六大
“我誠心誠意地把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這個班交給錦濤同志”
    在十六大上,除胡錦濤之外,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朱櫧基、李瑞環、尉健行、李嵐清全部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實現了黨中央領導層整體性新老交替。
    2004年9月19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經過認真討論,決定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
    9月20日,江澤民在經過調整充實的中央軍委舉行的第一次擴大會議上講話。他說:
   “我誠心誠意地把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這個班交給錦濤同志。作出這個決定,我是經過長期醞釀、慎重考慮的。這樣做,有利于黨和軍隊事業的長遠發展,有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有利于堅持黨對軍隊校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從黨的十六大到這次全會,我們黨、國家、軍隊的最高領導完整地實現了新老交替和平穩過渡。現在,我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盡到了自己的歷史責任。說句心里話,看到黨、國家、軍隊的事業后繼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十五大1997年9月12日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不動搖”
    “我們這次大會的靈魂,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十五大無疑將以這一點為標志載入史冊。”——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結尾所說的這段話,是整個報告的化龍點睛之筆。十五大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這一主題是在鄧小平逝世前就已確定的。
十三大
鄧小平說,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
  十三大政治報告實際起草工作從1987年3月下旬開始,5月、6月、7月分別寫出三次草稿。7月底,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對第三稿討論了3個半天。
  第三稿經過進一步修改形成第四稿后,中央書記處決定發到黨內約5000人的范圍內征求意見。與此同時,專門約請了中央和地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負責同志、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代表人物約100人,集中討論了一個多星期。在黨內討論的同時,還請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共數百人進行討論。集中起來的修改意見數以千計,各方面送來的集體修改稿有數百本。
  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原則批準了經過認真修改后的第五稿。第五稿根據政治局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做了兩次修改,提交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的是第六稿。
  經中央全會認真討論,又修改了150多處,形成了全會一致通過并向大會正式報告的第七稿。
  經代表大會認真討論,又做了數十處修改,公開發表的是第八稿。
  對這篇政治報告,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非常重視。鄧小平在1989年后曾有針對性地不止一次反復強調這樣一個重要觀點:“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征求了李先念、陳云的意見,他們贊成。”
十三大
直播時刻:“請鄧小平同志在主席臺上不要吸煙”
  這次黨代會與以往不同的是,一支支三角架架起攝像機、照相機,數不過來的話筒和錄音機,一齊對準主席臺。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官方媒體,將用現場直播方式,與世界共同見證大會的輝煌。
  上午9時,主持大會的鄧小平莊嚴宣告黨的十三大開幕。正是因為這個開幕式是現場直播,所以記錄下了會議期間一些生動的小插曲。當時,在臺上凝神聽報告的鄧小平,習慣地抽出了一支“熊貓”牌香煙點上。很快,臺下傳上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請鄧小平同志在主席臺上不要吸煙。”紙條遞給鄧小平,代表們的視線定格在鄧小平手上。只見鄧小平用微笑著掐滅香煙的細微動作,對字條上要求他遵守大會不準吸煙的規定作了回答。
十二大
為什么取消中共中央主席職務
  總書記一職原來只有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有。新中國成立之初,為適應黨和國家的繁重工作的需要,毛澤東在黨的八大召開之前曾建議設總書記,但這個總書記并不是黨內最高職務。
    毛澤東建議由鄧小平擔任總書記,并說秘書長改當總書記,就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于是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同時,鄧小平也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不過“文革”期間,鄧小平被打成黨內“走資派”而受到批判。隨后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都沒有設中央書記處和總書記。直到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才決定恢復中央書記處,并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鄧小平、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出現了主席和總書記并存的現象。但這時的總書記不是黨內最高領導職務,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從1982年9月舉行的黨的十二大開始,中共中央決定黨內最高領導職務只設總書記、不再設主席。大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胡喬木曾就此答復過新華社記者:“主席制度和總書記制度如果同時存在,在國內外實踐的結果表明,往往或者是總書記有名無實,或者是主席有名無實。因此同時實行這兩種制度是沒有必要的;當主席和總書記由一人兼任時,這樣就更沒有理由了。”
十一大
有重要影響,但沒糾正“文化大革命” 錯誤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十一大在北京召開。遺憾的是,這次代表大會沒能承擔起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實現歷史轉折制定正確方針路線的人物。隨后,在9月9日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上,華國鋒把十一大路線概括為: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抓綱治國,繼續革命,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斗。
    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十一大是這樣評價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幫’……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
盡管如此,十一大仍然是一次具有重要影響的會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歷史發展是不可逆轉的。
十大
最后一次參加黨代會,毛澤東坐著目送代表退場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給已經78歲高齡的毛澤東精神上的打擊是沉重的。從這時起,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盡管頭腦仍然很清楚,體力卻越來越難支撐,不斷受著老年疾病的折磨。1971年快入冬時,他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的疾病有影響心臟。1972年1月6日陳毅去世。1月10日,毛澤東突然決定冒著嚴寒出席追悼會,其后,其病情急遽變化。一個月后,毛澤東突發休克,經緊急搶救,才脫離危險。這次重病后,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
  毛澤東重病的情況,外人自然都不知道。1972年的一年內,毛澤東沒有出席重要會議,沒有長篇講話,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極少。
  1973年8月24日晚,黨的十大在北京開幕。毛澤東就是在這種不太好的身體狀況下參加大會的。
  毛澤東宣布開會后,周恩來先問:“主席講幾句不講?”毛澤東沒有講,只是說請周恩來作報告和請王洪文講話。
  當周恩來讀到報告中的“時代沒有變,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今天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時,毛澤東插話:“哎,不錯。”當周恩來讀到“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體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時,毛澤東說:“對。”周恩來、王洪文講完話,毛澤東宣布:“報告完畢,今天到此為止,散會!”
  兩個報告用了不到一個小時。散會時的情況,護士長吳旭君作過這樣的回憶:“1973年十大召開的那段時間,毛主席的身體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穩,可以說是步履艱難,而且有點氣喘吁吁。大會開幕的時候,主席出席了代表們熱烈地鼓掌,氣氛相當好。后來宣布散會了,我看到主席兩只手扶著椅子使勁往下壓,他想讓自己的身體能夠支撐著站起來。于是我馬上叫人過去攙扶他,并把椅子王后挪,好讓他站穩。這時,臺上臺下長時間地鼓掌歡呼,持續了十分鐘之久。我估計是總理發現主席的腿在顫抖,他讓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無顧忌地一下重重地做到椅子上,一動也不動。而臺下的代表仍一個勁地向毛主席歡呼。盡管總理打手勢要大家趕快退場,代表們還是不肯離去。”
  事實上,毛澤東再站起來是很困難的了。但又不能讓代表們知道毛澤東身體的真實狀況。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只得向代表們說:“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
  此時,周恩來對代表們說:“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場。”于是,毛澤東顯出笑容,在周恩來的陪伴下,待到會議落下帷幕。
九大
除毛澤東外唯一全票當選中央委員的農民
    黨的九大選舉中,共選出中央委員170人、候補中央委員109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勢力卻大大增長。
在這次選舉中,只有兩個人得了全票。一個自然是毛澤東,另一個則是河北工人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頗具傳奇色彩。他于1935年出生于太行山區,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在太原鋼廠和齊齊哈爾北滿鋼廠當工人。1969年黨的九大召開以前,上級把一名參加黨的九大的名額分配到北鋼,條件是:必須是有七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那時廠革委會中意的人選要么不是黨員,要么是黨齡不到7年,王白旦因此就成了黨的九大的代表。
作為一名普通的工人,當時誰也不會想到他會被選上中共中央委員,也都沒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劃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謙虛,選了自己,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共中央委員中,得票唯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
當大會宣布王白旦一全票當選時,全場頓時議論紛紛,因為作為“副統帥”的林彪比他還差兩票呢。
  要當中央委員了,王白旦的名字成了問題。據說,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某個會議室,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說了一句:“王白旦,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聽啊。”
  時任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當時號稱老夫子,他略加思考后說:“我給他改個字,‘旦’字底下加一豎為‘早’,音變意不變。”次日,九大中央委員名單正式公布,“王白早”名列其中。
九大
毛澤東如何看待個人崇拜
  九大的突出特點是從始至終為強烈的個人崇拜和“左”的狂熱氣氛所籠罩。
  1964年蘇聯的赫魯曉夫遭遇“克里姆林宮政變”被迫下臺。美國記者斯諾曾經問毛澤東:蘇聯人說中國正在搞個人崇拜,是否屬實?毛澤東回答說,赫魯曉夫之所以下臺,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中國確有個人崇拜,也需要有點個人崇拜。
  當林彪搞個人崇拜活動發展到極致,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態度才有所轉變。實事求是地講,盡管毛澤東欣賞個人崇拜,但他從來不把自己當作神。1966年7月8日,他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
    毛澤東甚至感到自己不得已而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覺。他在信中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他還指示中宣部負責人“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多次要求降低頌揚他的調子。
  通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對于個人崇拜,毛澤東有時是歡迎的,有時也表示“討嫌”。
九大
毛澤東突然提名要林彪當主席團主席,自己當副主席
  九大開幕那天,毛澤東身著一身整齊的中山服裝,精神很好,仍舊乘坐那輛蘇制的大吉斯保險車,出中南海西門直駛人民大會堂西南門。
  4月的北京,不冷不熱,樹木花草已長出新綠,這是北京一年之中最好季節之一。毛澤東下車后直接進入118廳準備開會。118廳位于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舞臺的一側,它的進出口在西南小院,車輛往來較為方便。這里的廳室寬敞樸素且適用,附近還有幾間小屋,作附屬用房也很方便。“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多次在這里小住,會見客人,甚至一些小型會議也在這里舉行。
  毛澤東從118廳出來,從南側進入主席臺正中,其他前排就座成員包括林彪、周恩來等也分別入座,自然還是林彪在毛澤東左邊,周恩來在毛澤東右邊。全體代表起立,掌聲大震。
  在掌聲平息后,毛澤東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這時掌聲再起。按程序,大會要通過主席團名單,然后推舉大會主席。就在這時,發生了一場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風波。
  毛澤東突然說:“我推舉林彪同志當主席。”林彪吃了一驚,馬上慌張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仍然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大家說好不好?”林彪更急了,連連向會場擺手說:“不好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都同意舉手。”全場立即齊刷刷地舉起手來。這時,毛澤東才同意當大會主席團主席,并提議林彪當副主席。
  毛澤東為什么要這樣做?很多人,包括現場的人,也包括今天的筆者,至今仍沒有弄明白。也許,毛澤東確實不樂意做主席團主席這種事務性工作,也許他就是無意那么一說。總之,這是一個怎么也解不開的謎。
八大
鄧小平為什么不愿意當總書記
    1945年黨的七大決定不設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的核心領導機構為中共中央書記處。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5人,時人稱之為“五大書記。”
    1956年黨的八大時,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開始分開。書記處逐漸變為現在為人所了解的機構。八大黨章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并且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總書記一人。”
    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員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會議一般也不來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經常召開全體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周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的書記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委員消息更靈通。因此,書記處的權力一時高于政治局委員,甚至副主席。它對一般日常事務具有較大決定權,同時也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在很多重要事務上提供咨詢、報告,其權力或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重要和巨大。
    正因為如此,鄧小平一開始不愿當總書記。當時,醞釀黨的八大中央名單時,鄧小平表示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總書記,怕不順。鄧小平說:“對總書記這一職務,我只有六個字,一不行,二不順。”鄧小平之所說“不順”,一是和劉少奇不順。劉是副主席、黨的接班人。另一個是和周恩來不順。鄧小平之所以說“不行”,是因為劉少奇與周恩來同歲,比鄧小平大6歲,他們黨齡、資歷、威望都在鄧小平之上。毛澤東則做了鄧小平和中央領導們的工作,講得很風趣:“至于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了外國話。”“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央的秘書長。”鄧小平插話:“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解釋:“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很多事情辦錯了,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
    最終,黨的八大選出的總書記是鄧小平。鄧小平比毛澤東小11歲,52歲,和毛澤東在開七大時的年齡一樣。對此,鄧小平曾回憶:“從1956年起我就當總書記。那時候我們中國掛7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
八大
黨章沒提毛澤東思想
  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劉少奇在七大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時,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但是,到了八大,包括黨章和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內的文件中,都沒有再出現“毛澤東思想”想法。
  對于這個問題,境外出版的某些書中有一種說法,說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是中央壓制毛澤東,“要他交出權力”。事實上,并不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擅作主張刪掉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恰恰相反,是根據毛澤東本人多次提議而決定的。
  毛澤東曾說:“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
  1953年9月25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送審的國慶社論提綱草稿作了兩處修改。一處是將“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另一處是將“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同時批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專門下發了《關于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毛澤東在審閱這個通知的草稿時,親筆加寫一段話:“寫文章做演講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
  此外,據胡喬木講,不再提毛澤東思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他回憶說,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后,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態度,中共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是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于這樣的考慮,不僅《歷史決議》將毛澤東思想提法刪去,1956年八大也不再提毛澤東思想。
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惡化以后,中共中央才恢復使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七大
毛澤東替王明拉選票
七大代表鄭天翔回憶:“黨的七大的選舉,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的典范。在小組會上,代表團會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選人,沒有任何制定,沒有任何限制。”
代表們在討論候選人名單時,有的代表提意見點名道姓,非常尖銳。
許多代表不愿意選王明等人,毛澤東做說服工作。選舉那天,投票結束后,工作人員計票時,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澤東坐在那里吸煙。當計票人員統計到王明的選票超過半數后,毛澤東才放心地離開。結果,博古、王明分別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倒數第一和倒數第二名。
六大
多方勸說,陳獨秀仍斷然拒絕出席
按照慣例,上屆黨中央總書記必須參加下一屆黨代會,而且應當向大會報告上屆中央的工作。然而,陳獨秀卻沒有出息六大。
黨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多次出面同陳獨秀懇談,并動員陳獨秀的古舊和身邊工作人員張國燾、王若飛、鄭超麟、黃文榮等做他的工作,勸他赴莫斯科出席六大,但是他斷然拒絕。
陳獨秀為什么拒絕呢?
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都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滿,還對共產國際和中國中央對他的組織處理十分不滿——沒有經過正當的程序就把陳獨秀排除在中央領導層之外。
五大
“如此掌聲我在中國未曾聽過的”
    五大的實際主導者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另外,中共當時對汪精衛等所謂國民黨左派的依賴和信任也很嚴重。多年后,四大代表鄭超麟曾經形象地描述了黨的五大歡迎汪精衛來會演說的“盛況”:
“武昌開幕式那天,汪精衛沒有來。漢口開了幾日會議后,忽然傳說明日汪精衛要來‘演說’。于是原定的議事日程都丟開了。秘書長蔡和森忙碌起來,趕緊撤換墻上的標語,把舊的收去了,換上‘國共合作,革命必勝’一類意思的話。主席臺上馬克思和列寧的像掛到旁邊去,孫文的像掛起來,而且掛在正中,更高的地方。與孫文的大像比較起來,馬克思和列寧顯得特別渺小的。次日,汪精衛來了,兩個雄赳赳的衛兵,手握盒子炮,指頭按在機關上,把他夾在當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裝,笑容滿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進會場。與國民黨左派領袖相較,共產黨新領袖好像是國民黨衙門內一小科員。汪精衛上臺時,臺上臺下拍掌歡呼聲音是我在中國未曾聽過的。我們自己的領袖陳獨秀第一日上臺也得到歡呼,但那怎么能同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衛的演說本身,則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四大
瞿秋白西裝很筆挺
代表鄭超麟在1980年一篇回憶中,講述了四大回憶過程中的一些趣味事:
“第一天開會,廣東代表楊殷沒有出席,有人報告,楊殷被人打傷了。第二天楊殷來出席,頭上包著紗布。”
“會后,在三樓宿舍閑談時,我聽李維漢說:‘我們偷偷喊無產階級化,像瞿秋白這樣的人怎么能夠無產階級化呢?’瞿秋白的西裝的確是很筆挺的。”
天津代表李逸也有些回憶:
“各地代表中,住在會所者只有4人,床是沒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維漢)、尹(寬)是長人,棉被長度不夠,他們和衣而睡,用毛圍巾將頭下端扎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溫暖。”
三大
圍繞國共合作發生的夫妻爭吵
黨的三大共持續了九天,從始至終充滿了爭論。另外,在發言中,多數代表從維護當的利益出發,堅持原則,沒有有意的幫派和小團伙行為。蔡和森和向警予是夫妻,又同為會議代表。在關于國共合作問題的討論中,張國燾理會之后,蔡和森成了反對國共合作的主要發言人。蔡和森的觀點,就遭到了矮人向警予的強烈反對。
二大
李達夫人抱著孩子望風
    1922年黨的二大時,王會悟繼續扮演了她在一大時的角色。當時由于陳炯明叛變革命,廣州政治形勢相當復雜,黨的二大選擇在上海召開,會址選在法租界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為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即“李公館”所在地——時任中央局宣傳主任的李達在滬的寓所。     7月16日,二大秘密開幕,12名黨代表熱烈地討論著中國的時局和對策,隔壁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家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印刷間,滿屋的柴禾堆里藏著一本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此時的王會悟則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警惕地注意著來往行人。
一大
代表們曾爭論共產黨員能不能“當官”
  黨的一大時,有一個引起熱烈爭論的話題:中共黨員經執行委員會許可能否做官和當國會議員?《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篇檔案資料作出了如下記載:
  “對這個問題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我們的黨員做官沒有任何危險,并且建議挑選黨員加入國會,以使他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見。”
  “……一方堅持認為,采納國會制會把我們的黨變成黃色的黨,他們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例子證明,人們加入國會就會逐漸放棄自己的原則,成為資本家階級的一部分,變成叛徒,把國會制認為是斗爭和工作的唯一方式。”
大會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最后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十四條規定:“黨員除非迫于法律,不經黨的特許,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士兵、警察和職員不受此限。”這反映了爭論雙方都做了一些讓步,一般不能擔任部長、省長之類重要職務,但可以擔任校長、科員等文職雇員和士兵、警察之類職務。這個《綱領》譯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的俄文稿,而上段引文的英文稿有一條注釋:“此條款引起激烈爭論,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會議再作決定。”
 
(資料來源:《法制日報》2012年10月19日,《十八大安保確保“大事不出,小事也不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么開的》,范曉春等著,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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